辛亥首义后的红十字行动

1912年民国肇始之际，如何妥善安置革命中牺牲义士的遗孤和在战争中失去依靠的贫苦儿童，被提上议事日程。以人道救助为己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的中国红十字协会幼幼会（以下简称“红会幼幼会”），肩负起这一光荣而崇高的使命，奉献出爱心和力量，谱写了一曲千里救孤贫的人道赞歌。

红会幼幼会成立：救助遗孤贫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和起义军先后投入4万多兵力，拼死厮杀。硝烟散尽，武汉当地的烈士遗孤和贫苦儿童很快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救助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红会幼幼会主要承担寻访、救助战地遗孤贫儿工作，该会由京、津等地名流善士臧守义、王贤宾、王骏烈等人于1912年创办。1911年12月30日，臧守义随北京孤儿院总理王骏烈一起赴武汉调查当地受战灾影响儿童的情况。返京后，他即与王骏烈联合天津育英堂总理王贤宾发起创办幼幼会，并致信中国红十字会，“恳请允准立案并认为红十字协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欣然同意了臧守义等人的申请。1912年1月28日，经过内政部准许立案后，该会正式成立，并由冯国璋担任会长。2月13日，《大公报》登载了该会办会“缘起”与“简章”，宣布其办会宗旨是“专一救济战地灾区之流落儿童，分别资遣留养”。此次救助活动主要由收养和教育两部分组成。

收养行动：嘉惠灾黎，造福民众

1912年4月11日，臧守义经过与北京孤儿院、仁慈堂以及天津商会商议，计划赴武汉、江苏、安徽等地，收救孤贫儿童。4月13日，臧守义、王骏烈一行5人以北京幼幼会会员名义南下汉口。翌日，他们致函各报馆发布简章及收儿广告，并在接下来的两日内先后晋谒了黎元洪等在汉各大政府要员和善士，以寻求帮助、扩大影响。4月16日，该会通过《大公报》介绍了办会过程、举办者以及拟开展第一次救济的时间、地点及办法，并号召各界君子善士热心捐助。4月17日，经过与蔡辅卿协商，臧守义决定暂将武汉敬节局内男女孤儿20余名由北京幼幼会代教代养。该会的仁风义举，得到当地官绅军民的感佩赞赏。

4月18日，夏口知事复函同意该会在武汉启动孤儿收养工作。为严格管理，防止冒充，打消人们的顾虑，北京幼幼会在公告中明确规定：救济对象是“战地灾区流离男女儿童”，报名者“应为12岁以下，其家无依或有家不能教养者”；程序是由北京幼幼会向当地官绅或各团体通告，“资送收养儿童姓名、数目，均造清册交该地官绅或各团体备查”；“教养期满（到十八岁）或未满而必须领回时，须该地官绅或各团体具正式公文通知本会，由幼幼会通知各堂院”；对志士仁人之遗孤或调查所及，“或具报者，分别特为教养，或代为声叙，以便请恤”。

广告一经发布，响应者甚众，一周后报名的幼儿就有70多人。为避免民众因不忍心远离，以致应当被救济的儿童失教失养，臧守义一行约集武汉民众及善士协助资金在汉口创办幼幼会分会，直接在当地对一部分孤贫儿童开展救助。第二天，汉口幼幼会即被选定在汉口官育婴局设立。4月28日至30日，连日报名者尤多，但是实际签名者仅百余人。该会随即致电南京留守黄兴，表示可以接收50多名儿童送往京津，其他的儿童则安排在汉口幼幼会。黄兴回复，其已经对收救来的800多名幼儿予以妥善安置，暂时无可分送，但对北京幼幼会嘉惠灾黎、造福民众的举动深表赞赏。

5月1日，黎元洪回复北京幼幼会，同意知照铁路南局给予该会会员及所收救的孤贫儿童乘车免票的便利，并以个人名义捐助现洋200元。5月2日，臧守义等人再次约集武汉善士，提议成立贫儿院，并将黎元洪捐助的200元作为经费，另捐银100元委托汉口育婴堂敬节局创办小学，以尽量在武汉当地设立人道救护组织，帮助更多孤贫儿童得到教育和养护。第二天，该会约集所收男女儿之家长，会同地方绅商及各团体代表，发给收儿凭据，并合影留念。

5月4日早晨，臧守义一行带领愿意北上的遗孤贫儿回京。临行前，留呈黎元洪公文一件，托武昌红十字会转递。报告介绍了幼幼会在武汉的工作情况，并请黎元洪通知各行省，广设幼幼会，以慈善事业补助行政机关，以巩固国民基础，普及教育，推进共和。翌日，顺利到京后，即安排男女儿住宿教养事宜。据1912年5月26日《大公报》登载的《中国北京红十字协会幼幼会第一次报告》所述，红会幼幼会救助的儿童以湖北籍为主，另有来自湖南、安徽等地的贫儿，共17人。此外，该会收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移捐400元，以及各善士捐款近500元。

返京后，对遗孤贫儿的扶养工作旋即展开，而此项任务主要落在了该会“育儿基地”之一的北京贫儿院身上，该院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加强宣传，积极募捐。不断通过登报募捐、街头劝捐等方式，向各方劝募经费、共襄义举。在该会的争取下，孙中山、黎元洪、鲁迅等政要、名人，及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对幼幼会热心捐助，北京商会、北京警察厅对其“加意维持”，附近的住户商家和各地善士亦捐款捐物。1912年9月2日，孙中山先生曾到访北京贫儿院，演说“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扩大了该院的影响力。对于各位善士的捐助，该院及时登报鸣谢，予以正向激励。1919年1月，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该院创办了《善报》（月刊）。二是实施改组，规范管理。1914年，因臧守义“有故他去”，该院事务由北京高等师范教育长陈哲甫一人经营。是年3月，由在京的中西善士开会，推举陈哲甫和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交通部司长王景春等9人组成董事部，将男女贫儿分设两院，并修订了该院的章程，选举顾维钧任董事长（后由王景春担任）。为加强内部管理，该院在经费筹集、使用和公信力建设等方面强化建章立制和执行监督。三是加强互助，争取外援。受邀担任该院顾问的中国妇女红十字会总负责人、内阁总理大臣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人，为该院前后募得万余金；财政部慷慨捐款5000元，作为修理院落房舍的费用；前妇孺救济会也捐出白米数百包，以资补助。在各界善士的帮助下，北京贫儿院的基础大为巩固，所救济的遗孤贫儿的生活亦有所改善，到1919年仅该院收养汉口、天津贫儿前后约有百余人之多。

1923年10月27日，鉴于时局动荡和经营困难，该院被正式纳入香山慈幼院，办院地点维持不变，内设总务、训管、管理三系。至此，该院的遗孤贫儿救助工作转入“香慈时期”。香山慈幼院对孤贫儿童的救济工作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贫儿院将收养的孤贫儿童交由办院理念相似、设施制度更加完善的香山慈幼院教养，变化的是举办者，不变的是慈善之士对包括辛亥首义遗孤贫儿在内的所有孤贫儿童的无私大爱。

人道教育：注重培养爱国热情

对遗孤贫儿开展人道教育是该会此次救助活动的“重头戏”，这与当时慈善事业向近代转型的时代背景相关，也是该会尝试通过教养结合的方式，解决孩子们的生存、发展问题和为国育才、救国强国的产物。

早在1904成立之初，中国红十字会就在战事救护之外，办理医学校，开展人道教育，培育人道救助工作需要的医学人才。在此次救助辛亥首义遗孤贫儿的行动中，红会幼幼会坚持人道、进步和实用的理念，探索对他们开展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和思想道德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是指导思想崇尚人道、进步和实用。该会创办者大多是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商人和士人，继承了儒家提倡的“仁民爱物”“有教无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主张；同时，他们目睹了近代中国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救国、报国的意愿，并将之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民主进步思想结合，通过宣传、推行实用教育、职业教育等，力求解决贫儿的生计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二是培养目标是造就“最完全大共和国民”。早在该会建立之初，臧守义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该会教育对象为战地遗孤贫儿，以培养他们“作将来最完全大共和国民”为目标。为此，该会不仅对收养的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和基本生产、生活技能，而且注重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高尚品德和国际视野。

三是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坚持有益、实用原则。正是由于该会在指导思想上崇尚实用主义，所以教授给学生们的课程，不求高深，而求有益实用，可以维持生计并为将来发展打下基础。1919年，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原校长周诒春担任该院董事长后，对该院学生的职业教育更加重视。据当时报载，该院举办展览会，展示办院成绩：“计男院出品以地毯、木工为最佳，女院出品以花边缝纫为最佳。”

四是教学方法实施小班化教学，注重因材施教。1914年贫儿院完成改组后，该院的教育工作得到整顿和加强。该院重点对教学方法予以改进，并注意结合男女学生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和素质能力，实施男女分班教学，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五是教学组织管理规范严格。1914年，该院改组后，设教务主任、职业主任、会计主任等岗位，并设女顾问部，聘任熊希龄、王景春等9人的妻子为顾问。男院设监院、管理、工师岗位各1个，教习岗位2个；女院岗位设置与男院相同。这些岗位涉及学校的教学、行政、后勤、监督等各个方面，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一致。在教师选聘管理上，该院聘任的老师不力求渊博之士，重视“以教兼育”。

六是学生管理服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该院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等管理做到符合男女学生和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既严格要求，又全力服务学生发展。对学生们离院后的出路，该院除了帮助他们联系适合的工作外，还创造条件，推荐、支持学习表现优异的学生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深造，以促进他们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至1923年北京贫儿院并入香山慈幼院，持续了11年的遗孤贫儿收养和教育活动画上了句号。红会幼幼会此次救助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道救助工作的又一成功案例，是对红十字人道教育的新探索，促进了红十字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益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这种特殊的人道教育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对当今中国红十字运动、社会保障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戴少刚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