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我的光明人生

编者按：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十年时光，北川老县城的遗址已长满青苔，映秀镇的大街小巷矗立起座座浓郁藏羌风情的旅店、商铺和饭馆，悲伤似已远去，但记忆永远深沉。那些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可能已各奔东西，鬓角渐露风霜，衣角落满征尘，但当年那份一身单衣、匆匆上路的冲动，永远不会被现实消磨，迷失在花前月下、油盐酱醋和朝九晚五的城市格子间。

有理想的人，生活永远闪耀着光芒。今年，我们发起“‘十年·我去汶川’寻找当年救灾人”活动，对当年参与救灾的志愿者进行回访。我们期待，每一个参与救灾的人，在那场巨大灾难中，留下的不只是感伤，也让人生小小地拐了一个弯：若是柔者，当变得更加恻隐；若是刚者，当变得更加刚毅；若是医者，当变得更加仁心；若为人师，当变得更加方正；若为父母，当变得更加慈爱；若是子女，当变得更加敬孝；若遇顺达，当变得更加平和；若逢逆境，当变得更加坚韧……

我们还希望，看见一个被他们的名字温暖、影响和改变的人生，看见一群人聚在一起，用初心、理想、信念、担当这些看似空洞，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核来支撑和改变世界的努力。尽管这个世界还会有一些庸俗与世故，但无论风雨多么急骤，总会有一群人心怀理想，坚守对美好未来的信仰与信念，点一盏灯，为执着前行的人们照亮征程。这是他们的故事，亦是他们的人生！

一张泛黄的应急通行证

私营企业主   张显强  

我的车里，至今还放着一张灾区应急通行证，纸张早已泛黄，但关于它的记忆依旧清晰。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我从外面回到公司。走到电梯口，地震发生了，人们争先恐后奔出大楼。

站在马路上，我看见办公楼上面的字开始摇晃。此时，通讯全部中断，路上拥挤不堪。

当晚7时，得知“都江堰发生地震”后，我决定去灾区为受灾的人们做点事，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救灾组织是红十字会。

天气阴沉，车行至都江堰，下起了大雨，几乎所有能避雨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在都江堰临时救灾指挥中心，我见到了时任四川省红十字会赈济部部长周百年。

说明来意后，周部长安排我去一所学校搭建帐篷，这是震后运进都江堰的第一批帐篷。

然而，救灾帐篷和我们常用的野营帐篷搭法完全不一样，一群人面对一顶顶帐篷束手无策。我冒雨跑出学校，找到了一队刚刚从救灾一线撤下、正在休息的武警。

在武警官兵的帮助下，我们经过一夜奋战，二三十顶帐篷终于搭好。

天一亮，我便赶回了公司。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进入灾区。

我不懂医疗，不会救治伤者；不会操作机器，无法解救幸存者。我认为，没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应该更多地参与后勤保障工作。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和很多志愿者一起接收物资，登记造册，安排车辆，组织运输。

这张灾区应急通行证，在当时派上了大用场。成灌高速进入管制状态，物资运输车辆必须持证通行。我领了10张通行证，但是救灾物资实在太多，我们只好一个车队持一张通行证，让物资尽快运至灾区。

附近的群众看我们辛苦，给我们送来午饭，他们说：“我们去不了灾区，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十年，灾难使人成长

999骨科病区主任   包文华

震后第三天，由38人、8辆车组成的999紧急医疗队经过2200多公里、33个多小时的艰难行驶，抵达绵竹市汉旺镇，驻扎在地震发生时停摆的那座钟楼旁边。与死神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和对接下来救援工作的未知恐惧压在每个人心头。

参与救援过程中，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救治的病人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中毒患者。他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家人，选择服农药自杀。这样的灾难过后，或许我们更需要长期关注的，是经历者内心的伤痛。

第一批救援队员完成任务回京时，我送他们到成都机场。一位队员的朋友家在成都，听说我们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洗澡了，极力邀请我们去他家洗个热水澡。那是我这辈子洗得最舒服的一个热水澡。临走前，那家刚上小学的孩子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稚嫩字体写着“向地震救灾英雄致敬！”那是我在灾区唯一一次流泪。

尽管我们全力参与救援，但自身装备、救援经验的不足和不专业，极大地限制了工作的开展。比如队员的装备就是平时穿的白色工作服和自己的皮鞋或运动鞋，在钢筋铁钉遍地暴露的现场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搭建的非专业救灾用帐篷漏雨，导致队员的被褥湿透，晚上不得不抱住支撑帐篷的杆子站着睡觉。

灾难使人成长。十年间，999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进步正是源于当年的困难。

后来，我们又去过玉树芦山

株洲水质监测站站长   彭继军

收到赴汶川救灾的通知，全公司有200多人报名。我运气比较好，专业是水质检测，灾区比较需要这方面人才，就被点了名。

临行前，我爱人正在安徽六安出差，孩子10岁。她的单位得知我要去汶川，专门批了假期，让她回来送我，结果还是没来得及见面。回来时，我已经从白面书生晒成了黑脸大汉，蜕了好几层皮，差点让人认不出来。

赴汶川的经历，让我喜欢上了人道救援工作。后来，我们又一起去过玉树、芦山。

最深刻的记忆发生在玉树。我们翻越4800多米的巴颜克拉山口，在清水河镇遭遇大雪。因为高原反应，我的耳鼓哄哄作响，心脏像重炮轰击，头痛得似乎要裂开。原本12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26个小时。

抵达结古镇后，按照设备卸配国际标准进度，最快也要一周时间才能进入生产状态。当时已是地震一周，如果再等一周才能出水，那派我们去还有何意义？

得知我们的困难，参加救灾的武警水利部队八支队派出一支50余人的队伍，连续3天携带挖掘机等设备，协助救援队建立赛马场制水基地，帮助卸配设备，搭建帐篷。当地水利、供电等单位也提供了各方面的援助。

就这样，从设备卸车、组装、维修，搭建水塔到试制出水,我们仅用了3天时间,并且第一次使这套设备在高寒、低压、冰冻、沙尘暴等极端恶劣条件下成功运作。

汶川归来，我辞职加入“蓝天”

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   杨晓灵

十年前，我28岁，刚刚入职青岛某基层疾控中心，职务是翻译。地震发生后，因为前方缺乏卫生防疫人员，我被派往灾区。

防疫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遇到最多的是各式各样高度腐烂的遇难者遗体。因为以前从没见过尸体，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心情极度崩溃。

从汶川回来后，我就从疾控中心辞了职 ，花了一年时间周游全国，才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所以当年那些往事，如今真是不愿想起，也不想再提。

不过，2010年，我又回到了四川，毕竟曾在那里战斗了两个月，对那片土地产生了特殊情感。之后三年，我留在四川，见证了那片废墟上的新生，直到2013年底返回青岛，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2014年10月，我开始接触并报名加入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次年11月28日顺利“转正”，差不多每月就有四五次救援行动。

2017年，我结婚了，对象来自队内，因为有共同的信念，我们付出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参与救援队活动，从来没有闹过矛盾。这让我感觉挺好的。

最难熬的，是帐篷里50℃的高温

潜江卫校厨师   邵勇军

十年前去汶川，心里还是害怕的，家人也担心得掉眼泪，但我还是去了。因为走得急，身上只揣了200多元钱，准备在灾区买点生活用品，后来还捐了50元。

在ERU（应急救援单元，下同）大本营，我主要负责后勤工作，解决全队三四十人的吃饭问题，保证他们能够有充沛的体力开展救灾作业。这个工作除了地点比较特殊，其实并不比日常在学校食堂为600余名学生准备午饭工作量更大。最难熬的是在初夏明媚的阳光下，架着炉灶的帐篷里50多度的高温，烤得让人窒息。

从汶川回来后，生活复归原来的模样。不过，那些炽烈的阳光、闷热的帐篷、菜市场旁塌掉半边的楼房、一次次余震后山后冒起的‘白烟’、与西班牙志愿者凭借手势和默契沟通共同准备的西式晚餐等等情景，至今仍是我的前半生里最清晰的记忆。

那年初夏，风雪夹金山

青岛出租车司机   娄向伟

最难忘怀的是在雨雪交加的夹金山度过的三天三夜。

那是5月25日，我任队长，和队友一起押运一支18辆车的车队运送一批救灾帐篷和急缺药品前往汶川，因交通中断，只能绕行芦山、宝兴、阿坝，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要翻越4930米的夹金山。

夹金山又名大雪山，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两岸悬崖陡峭，谷幽峡深，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

25日傍晚，车辆抵达芦山。天气预报次日山上雨雪天气，司机们主张在芦山休息一晚，恢复体力，第二天继续前行。但夹金山山高路险，若能在雨雪天气前翻过，更安全一些。最后，司机被我们说服，车队继续上路。

26日清晨，进入夹金山。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山顶下起了雪，气温陡降，一辆车坏在了半山腰的垭口处。没办法，我们只能先把这辆车留下，押运其余17辆车抵达马尔康。

与阿坝州红十字会做完交接，我又拦了一辆出租车，约定以800元价格返回夹金山。因为地震，又是大雨之后，山上土石都被震松了，一旦发生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辆抛锚的卡车很可能遭遇危险，不去守着，实在不放心。

后来，我在山上一直守了三天三夜，几乎没怎么合眼，又担心，又害怕，四处寻找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打电话对接救援。最后，在阿坝州副州长扎西的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一位汽修人员，专程上山把车修好。

28日，从成都出发72小时后，我押运的最后一辆车安全抵达阿坝州。

湖南人还是“霸得蛮”

株洲自来水集团分公司副经理   黄魁

接到汶川救灾的通知蛮突然的，我当时正好在外面，接到通知让去单位开会。开完会回家，老婆孩子已经睡了，也就没打扰她们。

第二天早晨五点多，娘儿俩还在熟睡时，我悄悄起床赶到公司。6点多，单位派车把我们送到长沙赶火车，第二天抵达成都，下午赶到绵竹九龙镇ERU大本营，跟随西班牙队参与制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自来水公司员工，所以上手蛮快，两三天就顺利出水了。

要说在灾区最深刻的记忆，不是苦、也不是累，而是一包特别普通的涪陵榨菜。

当时，我们随国际ERU队员驻在九龙镇大本营，老外对营地管理非常严格，外界食物一律禁止入内，队内足额供应面包、饼干、巧克力、可乐和各种小零食。

刚开始几天，我还吃得还蛮开心，但时间一长就不行，感觉缺盐，走路发飘，脸色苍白，最后晕倒在大本营厕所了。队友包括老外都吓坏了，要把我立即送回成都。这怎么行？回去后别人问起，难道说晕倒在厕所被送回来的？那太丢人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想别的，就是死活不肯走，他们也冇办法，都说湖南人还是“霸得蛮”（湖南方言，意为“厉害”）。

不过，那时候是真想吃点重口味的东西，我就天天荷包里揣着五块钱，希望瞅个机会在灾区买碗方便面，不过到离开灾区，这五块钱也没花出去，倒是有位司机悄悄从营地围栏外给我递了包涪陵榨菜。

我揣着榨菜，找餐厅要了一大碗意大利面，一口榨菜一口面，吃得干干净净。那种香味，到现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都江堰的“帐篷医院”

公益人士   杨三忠

想到当年那些事，心里还是堵得慌。

当时应该是12日下午2点多，办公室的电脑显示器晃了几下。几分钟后，消息传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震中在映秀。

我是都江堰人，距离映秀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太清楚“震中在映秀”意味着什么，心瞬间被恐惧包围，我迅速在纸上写下数十位亲属的电话号码，给六七个同事分头打电话。

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7点，一名同事终于拨通了一个电话。我一把抢过，另一端描述的情况令人不寒而栗：房子几乎都塌了，家里面的人都走散了，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外边下着大雨……

14日上午9点多，飞机整整延误了9个多小时后，终于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从成都赶往都江堰的成灌高速上，老乡们背着大包小包，扶老携幼，有人头上、胳膊上缠着绷带，有人走路，有人趴在车顶，向着成都方向缓缓移动。

回到在熟悉的家，原本六层的居民楼被抹掉了三层。当天，挖掘机整整刨了6个多小时，挖出了4具邻居的遗体，第5具是父亲。

办完父亲的丧事，安顿好母亲和妻子，我就赶到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成为一名志愿者。

5月18日，我接到第一个任务，接待德国红十字会的几位专家，商谈中德红十字野战医院的建立。

39个小时之后，数十顶帐篷搭建完成，近千种医疗设备全部安装完毕。52个小时后， 一个能接待25万人的、连ICU都具备、完整强大的野战医院伫立在震后的都江堰。

截至2008年7月16日，这座“帐篷医院”接待了第4万例病人。

老外觉得我们“好牛”

株洲自来水集团一水厂副厂长   贺文

去灾区前，因为听说好多志愿者跟着国际救援队学习好久，还是不太摸得清门路，不能独立操作，所以我们压力也蛮大的。不过好在大家本身就是搞制水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了现场一看，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设备差不多，上手蛮快。

我记得当时，有几台核心设备坏了，因为国际救援队员也是志愿者，只知道操作，不晓得维修，我跟彭继军就在摸清状况后，请示队长，把这批损坏的设备全部修好了，并把所有设备做了一次保养。

印象最深的是一台加氯机，因为机器内壁皮囊粗糙点破了个洞导致漏压，加氯一直加不进去，来自法国、奥地利的救援队员都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一直采用人工加氯的方式，费时费力。我们到的第三天，摸清楚全套制水工艺后，就把机器拆了，找出问题，再带着翻译找备件，没多会就把机器修好，老外都吓住了，觉得我们“好牛”。

第五天下午，我把所有设备做了一遍保养后，法国籍队长盖勒女士就召集全队开会，搞了个简单的交钥匙仪式，把救援队全套设备、100多个箱子的钥匙都交给我，说“从现在开始，这些设备由你来总管，想开哪个箱子就开哪个箱子”。

当时，我看老外们都觉得好惊讶。后来，我才晓得，她从没授予外国人这个权限，包括奥地利籍副队长迈克都没有。

39天的救援行动结束后，我们就以这套设备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红十字（湖南）供水救援队，后来先后去过玉树、汶川。

水管多一米，就少一个灾民生病

华山医院医生   李中东

一天的工作，基本早上起来，简单地洗漱吃饭后。八点左右，开始把水抽到净化设备里，制备出可饮用的水，上午十点左右把水送出去。

印象最深也是最欣慰的，是我们把设备装好，把干净卫生的水送到需要的灾民点的时候。在九龙镇装好第一台净水设备后，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和帐篷区的灾民奔走相告，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在水龙头边等候取水：

九龙镇政府废墟旁立起2吨铁皮水桶，为镇上的灾民和唐山医疗队解了急；

镇西南的树荫地——曙光帐篷小学，6只空心砖垫衬的铁皮储水桶立起来了，树林深处再次响起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欢快的游戏声；

在双同村卫生站废墟旁，一名中医师在简易帐篷里坚持工作，病人虽然少，但他不想停止，“一直有病人来拿药”。应急队在他的诊所旁放了1只铁皮储水桶，前来提水的村民取药更方便了；

四周废墟的双同村委会，有不少学生在帐篷中上课，应急供水及时跟进，学生们爱跟队员们“hello hello”地招呼，虽然并非每次都有老外跟随……

在当地，我们大概布置了三十多个水袋或储水桶，每天都有车子去巡视，哪个袋子或桶水少了，都有记录。两到三天的时间，就能大概观察出每个安置点的用水需求。

刚开始，我们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取水点，后来就去找需求，再往乡村里面或者往深山里走。

“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啊？你们家里井水能不能用？给你们安置个水袋，需要多少量？”遇到村民，我们就会凑上去问。当然，我们会跟他们讲清楚，这个水只能用来烧饭、喝茶，不能用来洗衣服，因为成本特别高。

当时，除了在营地制水和做水质监测的队员，所有人每天都要外出找需求。水质监测规定每两小时一次，其中一个小时就足够我转一片地方，各个地方的水质也需要监测，氯的浓度怎么样，符不符合抗菌要求等，非常细致的。

大山深处，一顿久违的红烧肉

汉阳区人民法院心理中心主任   张晓

地震发生时，第一时间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去灾区。

改变我想法的是5月24日，我去武汉一家医院慰问伤员时，遇到的一对母女。先遇到的是母亲，一位中年妇女，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气息微弱，用四川方言跟我说了一句话：“大哥，你能不能帮我去安慰一下我闺女，她残废喽，再也站不起来喽。”

找到这位“闺女”时，她因为地震时被高空坠物砸中腰部，被医生确诊为高位截瘫。令人意外的是，她听完妈妈的担心后，反过来安慰我：“叔叔，你放心，我一定会坚强地活到起（四川方言，意为“活下去”），这么多好心人来帮我们，我不会想不开的。”

后来，我请了年假，怀揣3万元现金，坐上飞往成都的航班。

最难忘的一次，是无意中遇到的一个遵道镇下面的村庄。村里年轻人基本出门了，只有20多个老人和一些孩子留在安置点，他们并不为生活发愁，政府每天给发口粮和补贴，就是很长时间没吃过肉了。因为天热不易保存，担心发生疫病，肉食不在政府日常补贴之列。

当天，我开车去了遵道镇，花了大概400多元钱，把当时镇上能买到的肉都买了下来。晚上，村民们支了一口大锅，把这些肉全炖了，大家好好吃了一顿。

那一晚，红烧肉的香气在村子里萦绕，给这个刚刚遭受过灾难的村庄带来一丝温暖的烟火气。那个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最难受的是每周一次洗厕所

十堰红十字医院维修班班长   陈光

我是1963年生人。6岁时，父辈响应国家号召，把家从北京迁到湖北的山沟沟里，迁到当时所有城市建设还停留在纸面的“汽车城”十堰，一家五口住在用芦席围起来的窝棚里。

父亲总说，国家的号召，就是我们的光荣与使命。所以十年前，当我听说灾区需要志愿者时，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湖北省红十字会组建的志愿者团队，前往绵竹ERU大本营。

在营地，水路电路维护，各种设备维修，重新搭建被雨水压塌的帐篷，修整歪歪扭扭的篱笆……可以说，只要是“不长腿”的，我都管。

最难受的是每周一次清洗大本营厕所，戴上长长的手套，把已装满排泄物的水箱用泵抽空，再用清水清洗干净。那个味儿啊，全营地都能闻见。

不过我还是蛮喜欢人道救援工作的。从汶川回来后，我报名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湖北）供水救援队，每年参加两次救援队训练，一次一周，从未缺席。

去年，因为年龄大了，救援队也有优胜劣汰，老队员总有退出时刻。但“老兵永远不死”，只要国家一声号召，我随时可以再上前线。

接触ERU后，觉得咱们很落后

无国界医生驻华代表   谷庆辉

5月13日下午，我作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灾害管理代表加入总会灾情评估组，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启程前往灾区，14日辗转到达北川。

倒塌的北川小学、或悲痛或惊恐或呆滞的劫后余生的面孔、用双手刨挖幸存者的家长，像几幅定格的画面，构成了我对震后汶川的初印象。

不能悲伤！来不及悲伤！因为我深知我的任务是通过评估，第一时间将准确灾情汇报给联合会总部，并协调总会和四川省红十字会，让灾区尽快获得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

经过评估和协调，10万顶从全球范围紧急筹集的救灾帐篷来了，被迅速分发到灾区各地，为灾民搭起临时的“家”；

5支ERU来了，包括英国的“公共卫生”、丹麦的“大本营”、德国的“野战医院”、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供水”，他们让停摆的灾区人民生活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这5支ERU将对中国后来的应急救援队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ERU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自给自足”，工作理念就是有保障、高效率的救灾。这与以往我们的观念有很大不同。

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救人就是很艰苦的事，救人的人就要不顾个人安危。在电视里、报纸上，我们看到很多战士枕着一瓶矿泉水就可以睡觉，医护人员打着伞就给病人输液。当时觉得很感动，觉得他们真英勇。但接触ERU后，又觉得咱们其实很落后。

救别人的人首先要保障好自己。ERU有自己的住所（帐篷），有自己的厨房、厕所、淋浴房，有自己的发电机、净水设备，有可供队员吃2个月的食品，还有娱乐室，有电视、足球和各种棋。这样的ERU被空投到无人岛上也可以生存，并救助他人。

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理念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方面学到了很多。经过十年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建立了供水、心里支持、搜寻和紧急救援等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并逐渐参与到国际救援中，如尼泊尔地震、斯里兰卡洪灾等救援现场，中国“红”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

人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小社会”

华山医院医生   向阳

作为外科医生，没有医疗设备和条件，我们在前线能做的事情真的有限，只能是发药、诊断和缝伤口。

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去受教育的。中国人在困难面前的团结是很震撼的，各行各业的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保障了当地的基本生活。

我们所在的安县高川乡灾民安置点，来了很多志愿者。一个酒楼老板派了一支厨师志愿队，带着食材，在那里烧大锅菜，大家排队去取，都是免费的；有一个温州小伙子，在一个破帐篷里弄了个理发点，免费给人理发；还有两支队伍，专门帮着干体力活，搬物资、扎帐篷，哪里需要就去帮哪里。

经常还有一些开车过来送东西的人，能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灾民点就在大马路旁边，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卡车车牌被故意遮挡，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挂一幅横幅，写着类似“山东人民来了！”的话。来了的人也不说话，就是按照标准卸东西，这时干体力活的志愿者就会上前帮忙，把该卸的东西卸下来，有时候还帮着分到各个帐篷。然后这个车就走了，什么信息也不留，什么话也不讲。

其实我们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周多的时间。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现实社会中你感受不到的东西。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那种面对困难的团结互助精神，这是民族性的——幸存灾民集中到一起，房子塌了，亲人有些不在了，他们是无助的。这时会有很多志愿者希望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度过苦难，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热情，完全没有任何功利心，只是为了人的奉献。

这种感受，远比自己做的那点事情对我来说收获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