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百余人集体加入新四军，轰动一时。这支队伍来自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二组，而与之合作的红十字会交通股一组，有的队员选择加入新四军，还有的队员选择奔赴延安为八路军服务。选择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在党领导下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英雄之举。

地下党员临危受命

红十字会交通股一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乐时鸣。

乐时鸣（1917—2015），浙江定海人。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9月经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顾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淞沪会战爆发后，乐时鸣作为煤业界的一员，立即参加煤业救护队赴大场前线救运伤兵，一个人带一辆卡车，从前线救护所把伤兵连夜送到昆山，再到苏州。

1937年10月初，乐时鸣进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11月12日，上海沦陷，4000名伤兵（一说6000名）滞留上海，亟待转运后方救治。乐时鸣临危受命，以总会交通股事务长的名义，前往浙江办理此事。在上海市商会童子军第50团教练、淞沪会战中国红十字会第11急救队队长蒋传源协助下，乐时鸣终于征得浙江军医署同意，在宁波设转运站，上海运来伤兵先在宁波落脚，然后送永康、金华等地再转运后方。安排甫定，第二天，12月24日杭州沦陷。

延安的召唤

彼时，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九救护医院“有许多同志迫切希望到延安去”，“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九救护医院医师马仁源，护士戴婉芝，助产士谢丽华，助理护士梁洁莲、梁钧铤，以及工作人员朱文奎、施奇在孟燕堂率领下来到宁波。上海华华中学事务主任杨梦雁，上海地下党员杨志华和毛中玉、毛薇卿、黄豪等进步青年前来加盟。连同已在宁波的蒋传源、张渭清、张文彬、张文焕、杜柏青等童子军，交通股的王富兰、苏逸尘及司机、修理工，加上乐时鸣和侯若隐、徐若冰等，集合成一支30人的队伍，在宁波西郊龙华寺（后迁至翰香小学），办起伤兵接运站。为提高接运伤兵效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决定将交通股接运站和煤业救护队合并，改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将原交通股接运站和煤业救护队分别改称交通股一组、二组。乐时鸣任一组组长，忻元锡任二组组长。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名称。两组协力同心，并肩战斗。至1938年6月，转运伤兵任务圆满结束。

伤兵接运使命完成后，一组前往皖南与二组会合。二组已集体加入新四军，原本打算去延安（这里的“延安”已经超越地域界限而具有象征意义，即参加八路军）的一组思考接下来何去何从。有的认为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现在新四军近在眼前，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杨志华、毛中玉、施奇、毛薇卿等于是参加新四军；孟燕堂则一心去延安，坚持把他带出来的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九救护医院的人都带去延安。乐时鸣将没有参军的以及准备去延安的队员，一起带到南昌。安排停当后，乐时鸣重新回到皖南加入新四军。

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938年7月，乐时鸣带领一组的队员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报道。南昌办事处对一组的到来非常欢迎。黄道等办事处领导也极为关心队员们的政治成长，他和陈丕显、黄知真、李家庚分别为队员作了关于三年游击战争、《论持久战》等辅导报告，提高队员们的思想觉悟。煤业救护队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叶进明在救护队建立党组织，侯若隐第一个入党。接着侯若隐动员青年骨干梁洁莲、梁钧铤姐妹和郭步洲写自传和入党申请书，由“侯大姐转交给党组织”。他们“欣喜若狂，高兴之极”，立即找了间教室，点着油灯，连夜写自传。梁洁莲、梁钧铤文化水平低，郭步洲帮助她们誊写直到东方发白。“四周静寂无声，我们的心已经投入到党的怀抱。”郭步洲说。

1938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已在长沙创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卫训所），培训战地卫生救护人员。根据总会要求，7月底，一组的郭步洲、梁洁莲、梁钧铤、谢丽华等13人安排到卫训所集中培训。期间，郭步洲、梁洁莲、梁钧铤带着南昌新四军办事处的信与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取得联系。8月，叶进明来到长沙，介绍他们三人与长沙地下党接上关系，由长沙地下党组织正式接收他们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中共地下党特别小组的建立

1938年8月底，上述13名学员从卫训所毕业，除医师马仁源和其即将临产的爱人戴婉芝之外，其余11人上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坚决要求去敌后游击区为八路军服务”。

林可胜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决定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61医防队到晋东南游击区服务。虽然目的地不是延安，但同样是为八路军服务，队员们满心欢喜。第61医防队除11人外，另有黄淑筠医师等加盟，共20人。因要求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较多，林可胜另行组建第13医疗队同往。

临行前，郭步洲、梁洁莲、梁钧铤办理组织关系结转手续。根据长沙地下党区委指示，郭步洲担任第61医防队地下党特别党小组组长，梁洁莲、梁钧铤和新入党的朱文奎为成员。特别党小组的建立，标志着原交通股一组党建工作取得新的飞跃。

前路漫漫，砥砺前行

1938年9月底，第61医防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红色征途。队员们先乘火车到汉口，再由平汉路往郑州转西安，可是车行至东篁店时武胜关失守，交通中断，火车不得不开回汉口。

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为队员们举行了欢迎会，分析了抗战形势，激励队员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并派出徐光庭副官做向导，陪同去西安。队员们乘火车折回长沙，换乘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卡车，10月10日从长沙再出发，几经周折，11月初达到目的地。随后，郭步洲、梁洁莲、梁钧铤和朱文奎等4位党员到八路军办事处将党组织关系交给伍云甫主任。12月中旬离开西安时组织关系转八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杨尚昆主任。车到河南渑池，胡服（刘少奇）接见队员们，“并鼓励我们几个党员要带领大家克服游击区的各种困难，一刻也不要离开群众。这对我们新党员来说，感到十分亲切”。

4位党员不负所望，带领队员们从渑池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垣曲，翻越中条山，长途跋涉500里，终于到达太行山北村八路军总司令部，受到朱德总司令、杨尚昆主任的热情招待。随后全队队员派到沁县南仁村八路军野战医院开展医疗服务，兢兢业业工作，受到广泛赞誉。

1939年7月，4位党员回到西安，朱文奎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3医疗队，派往延安；梁洁莲调陕南褒城卫训分所；梁钧铤和郭步洲参加新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40医疗队前往晋北五台山白求恩医院。

1940年秋，第40医疗队扩充，郭步洲等4位党员一起加入，继续为抗战救护事业默默奉献，直到抗战全面胜利。

作者：池子华  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