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周刊 》新年首期：一个人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2022年1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周刊》推出新年第一期节目《生命，持续接力》，重点关注人体器官捐献相关工作，讲述器官捐献感人故事。

白岩松：2022年的第一天，人们走进新年，带着许下的心愿开始了又一年的行程。但如果在这一天，有的重病患者获得了新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新年加新生，这样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在广西贵港，回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小林，却在新年到来前不幸发生车祸，最后，医生判定已经脑死亡，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家人做出决定，将儿子所有可用的器官捐献。2022年1月1号，六台手术在南宁和广州进行，小林捐出的多个器官，完成了一种生命接力，让六位等待已久的患者重获新生。在这个感人的故事背后，是器官捐献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仅2021年就实现捐献5200余例，捐献出器官1.7万余个，截止目前，有超过11万余人获得重生。《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生命接力。

重生：“心”与“心”的传递

自豪地展示着自己做的圆润包子，又在一场聚餐里和同事们笑语盈盈，48岁的蒋女士在新一年到来后的第一周过得很充实。生活里看上去与常人无异的她，却因心脏疾病，曾多次游走于生死边缘。

蒋女士：20岁查出来先天性肥厚型心肌病，那个时候没感觉，就是咳嗽。24岁就生第一个孩子，当时生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生第二胎的时候，医生说不行，因为心率全部都失常了，不过还是平安生出来了。

她还记得，仅2008年中的一个月时间里，她就有4次房颤发作，心跳能达到190次/分钟，多亏及时送医才一次次抢救过来。

蒋女士：房颤，我自己形容的话，像自来水阀门打开一样，心跳很快，人都没力气了。送到医院以后，吸吸氧，吃吃药也就缓过来了。这种药一直吃，每天吃，医院就一个月去一次，然后检查，一直这样十年。

久病一直持续到2017年时，蒋女士还去做过一次心脏的射频消融手术，但效果不理想，渐渐地，她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每天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静养。而就在一年后的一天晚上，她的病情再次恶化。

蒋女士：家人吃完饭到楼下去了还没回来，突然之间我自己一个人在洗澡时，感觉不对，汗毛就竖起来了，人也晕了。马上打电话给家人，当车开到交叉口的时候，7点多钟晚高峰，我说快闯红灯！快闯红灯！那么后来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一丝求生的欲望促使她坚持到了医院，口吐白沫已经休克的她，当即就被医生发出病危通知，半小时后，蒋女士只能用上人工心脏暂时延续生命。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人及时能提供一颗心脏换上，她将会停止心跳。

蒋女士：有一天，我妹妹来跟我说，给你手指甲、脚指甲剪一下。她说姐姐，有没有话想说，我说没有，我是比较简单的。但后来突然转念一想，肯定是不对了。“器官捐掉，后事从简，老小你管”，我就写了这12个字，妹妹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认识我的人，全部都在努力祈祷。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不乏亲友的陪伴，还有医生在床边为她弹琵琶放松。就在人工心肺的寿限即将到期前，她幸运地等到了一位患者家庭愿意捐献心脏，各项指标也较为匹配。第二天一早这场移植手术便顺利进行了下去。时隔一个多月，她重获了心跳的感觉。

蒋女士：无比感恩捐献者家属，已经失去了亲友了，还要把这个好的器官捐献出来在我身上，我说我唯一能回报的就是好好活着，正能量活着，回馈给他们，也让他妈妈看到他的孩子生命，在我身上好好延续下去。

移植心脏后的蒋女士，在日渐恢复，静养恢复了两年时，她已经可以下地活动了。她贪婪地从走路、到做家务、适量地运动，甚至开始独自在医院检查时安慰和她有相似疾病的患者。

蒋女士：因为我经常去医院，在医院等待移植的这批人，我还是去沟通比较多。走出去都是表明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重生者，看到我们能够健康活着，对他们也是很大帮助，是一种鼓励。

就在去年母亲节，浙江省红十字会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封写在心脏B超单反面的信。这封信来自蒋女士，而信的落款却是“您的宝贝”。由于器官捐献手术的两方需要信息双盲，所以她希望能将它代转。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曹燕芳：她的一开头就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妈妈您好，一转眼我离开您已经有三年了，您肯定非常非常想念我，我也一样想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我过得很好很好，经常出去学习、旅游，已经能够正常生活了，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她是站在了儿子的这样一个身份给妈妈写去了这样一封信，她也是说更想通过这封信让妈妈向前看，不要沉溺在失去儿子的痛苦当中。

手术后，她将自己社交软件的昵称改为了一串数字，这个数字是这颗新心脏进入身体的第一天，这天也成了她术后每年都会过的第二个生日。在身体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她的内心同时也在以一种更加积极和感恩的姿态面对着每一天的新生活。

蒋女士：新的一年又来了，要好好和心脏融在一起。带着捐献者走世界、吃美食、看美景，更要享受美好的生活。

白岩松：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我国已经是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世界第二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目前器官短缺的情况依然严重，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来挽救生命的患者大约有30万，2015年，器官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供需比是30比1，30个等待的患者只有一个可以获得救命的器官。到了2020年，这个供需比变成了15比1，状况有缓解，但大量的患者还是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无奈离去，在推动器官捐献前行的过程中，现实的阻力很多，其中公众知晓度和支持度不高是排在最前面的，怎样改变呢？

器官捐献，挽救了许多濒临破碎的家庭

黄智超母亲 王丽英：我真的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跟你交流，宝贝。

当家里唯一的女儿黄智超的名字，被刻在这座“生命礼敬园”的墓碑之上，她的父母已然明白，女儿已经换了另一种方式留在他们身边。女儿生命最后阶段所捐出的器官，已帮助7位患者重获新生。

黄智超母亲 王丽英：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心脏跳动就代表着女儿还活着，就是留着一点念想。今天看到女儿的名字在那里，我们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女儿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我觉得她又活得有意义了。

1997年，黄智超出生在浙江衢州的县城，父母眼中，女儿从小懂事自强。高中毕业后，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多年来始终热爱舞蹈。而就在2021年5月22日下午，年仅24岁的黄智超在街舞练习时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到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

黄智超父亲 黄德淦：当时女儿的男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智超昏迷了。一开始我感觉到事情不会很严重，但没想到，等我赶到机场的时候，接到了侄女儿的电话，说黄智超的病情非常危急，要等爸妈过来，所以这个时候我跟爱人已经意识到，事态肯定很严重。

在紧急进行了脑室钻孔置管引流术后，黄智超被安排进入神经重症监护室进行监护治疗。八天过去，病情未有任何好转迹象。随后，黄智超被转运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救治，这是父母怀抱的最后希望，他们期待女儿能转危为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 主任医师 王宁：第一家医院通过她的病史，和她的检查，包括一些CT的检查，确实认为她脑的功能丧失了，到我们医院来之后，我们进行了脑电监测、诱发电监测、包括血流监测和其它相关的实验，发现她的脑功能是完全丧失了，处于一个脑死亡状态，所以医学不能够挽救她的脑功能了，是一个不可逆损伤。

在整理黄智超的遗物时，父母在众多荣誉中发现了这本北京市红十字会青少年会员证，以及女儿在学校红十字会活动策划比赛中获得的一等奖奖状。这是女儿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的。感受到了女儿的这份善良与爱心，二老想要帮助她实现捐献器官的想法。

黄智超母亲 王丽英：我们就觉得女儿做了这么伟大的事，都没跟我们说。其实真的我觉得，是女儿心地很善良的一种表现。但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纠结，因为开始的时候，几个家人都不同意，他们都觉得人肯定要完整回去才算一个人。但是每天那些专家，给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0%的希望，我们就觉得那些等待器官捐献的家庭，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无助，在那里煎熬，所以如果能够让女儿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又能够挽救那么多濒临破碎的家庭，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

据统计，2021年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人数达到429万余人，这其中的150多万人，是在2021年完成登记的。就在今年第一天，全国实现器官捐献22例。生命的接力，还在冲破现实中的种种阻力，不断向前。

白岩松：2012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式成立，今年机构已经来到了第十个年头，虽然我们都知道，器官捐献进入公众的视野远不止十年，十几年前，媒体就广泛关注从台湾经香港再到大陆的生命接力。十几年过去，我们自身的发展的确很快，然而提升的空间也依然很大。

人体捐献器官协调，非强迫，尊重个人意愿

燕敏是隶属于天津市红十字会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捐献者和受捐者中间从事了8年的捐献协调工作，由她经手的捐献案例已经超过了800例。透过去年一年对她的跟踪采访不难发现，与临床医护、供患双方不断沟通，奔走在天津各大医院，已经是她工作的常态。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燕敏：我是2014年就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其实对于每一个协调员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难出口的话，就是“你愿意选择器官捐献吗？”但是当想到有那么多家庭，有那么多患者，他们真的是苦苦等待这样一个器官的来源。其实那种感觉真是，我觉得如果能用自己力量去帮助他，让他从困境当中脱离出来，让他能够在这种黑暗中，在这种死亡的边缘上能够看到哪怕一丁点希望，一丁点亮光，我觉得你是给予他希望的人，你是在他那个时刻唯一可以抓得住的人。我觉得即使再难，这个工作也有人去做下去。如果没有人去选择这项工作，没有人愿意勇敢地问一句“你愿意做器官捐献吗？”那么这些人，他们该怎么办。

新的一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将迎来成立的第十个年头，虽然相关领域医学技术已经在中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对于一项需要全社会关心和参与的事业而言，器官捐献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最新数据，有着14亿人口基数的中国，实现的捐献案例仅有三万七千多例，在这背后，是肾衰竭群体在透析中的苦苦等待，是肝脏、心肺衰竭患者的生命在等待中走向尽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 侯峰忠：尤其是肾脏病、肝脏病，当功能衰竭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理论上它就可以做移植了。但是实际上，现在核心还是捐献的数量少，因为肾脏可以通过透析来延长等待的时间，治疗肾衰竭的患者，他等待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就多。那么比如说像肝脏，尤其是心脏和肺脏，患者可以等待的时间就很短，现在确实器官移植这项技术造福社会来讲，最大的问题还是器官来源问题，还是捐献数量的不足。如果捐献上去了，我们相应的这些机构开展这样手术，或者相应的病人得到机会这个可以大大增加，相对技术水平的也就同步提升了。

虽然2007年，中国就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在侯峰忠看来，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度、认可度和参与度，离不开相关制度措施，以及工作方式的进一步规范化。截至1月，最新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管理办法》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已实施满一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也实施满半年，此类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将进一步保护供患双方权益、促进社会参与。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 侯峰忠：实际上器官捐献涉及到了生命权，这是对捐献者来讲。那么对于移植受者来讲，这也涉及到公平得到器官的权利，这还涉及到伦理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强调自愿无偿捐献，就捐献这一方面来讲，捐献者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其它因素强迫，还得无偿捐献，不能掺杂利益在里面。

为了确保器官捐献各环节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像燕敏一样的协调员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2400多名，需要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他们，不仅要完成与家属的沟通协调，更要把关每一个步骤的合法合规。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燕敏：当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家属这边进行确认。我们需要跟患者的直系亲属（配偶、成年子女还有父母）去核实一下患者的家庭关系，并且能够争得这三类直系亲属的同意。协调员的另一个核心职责就是需要进到手术室，见证整个手术器官获取的过程。见证器官的获取手术是完全按照家属的意愿来进行获取。双盲原则也是遵循着一个国际惯例，所谓的双盲原则就是捐献者和接受者是互相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任何信息，这样也是对于两方的一个权益保障。

在不断破除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未知和担忧之后，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和参与到这项生命的接力中，一直是器官捐献事业不断突破和求索的问题。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 侯峰忠：捐献最直接的一个就是挽救了他人的生命，这是第一直接的意义。第二个直接的意义是对捐献者来讲，实际上也是给捐献者，尤其是给他的亲属留下了一个念想，因为毕竟他的亲人已离世。但是当他器官捐献之后，起码捐献者的器官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活着，可以留下一个念想。另外可以很好地促进医学事业发展，从医学生的培养到临床技术的提升，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有巨大的作用。

白岩松：今年一月，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管理办法和协调员管理办法已经实施满一年，毫无疑问，器官捐献也放在了依法治国的大框架下，稳健地在向前行进。器官捐献当然是要绝对的自愿原则，不过，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与爱与生命有关的事业，还是社会的大课题。在这次制作节目的过程中，获得器官捐献而重生的蒋女士说过的一句话，非常让人有感触：一个人要活出两个人的精彩！这是对器官捐献非常棒的一个概括。向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致敬，祝福每一个接受器官捐献的人，都能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来源：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央视新闻周刊-岩松说、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