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玫瑰：战争年代的红十字女性风采

红十字事业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女性在其间素来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战争年代，女性群体纷纷走出家门，投身红十字事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女子建会，蔚然成风

清末，在各类刊物的舆论引导和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红十字这一新生事物逐渐走近中国女性群体，引发其广泛关注和仿行。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彼时中国红十字会尚未成立，一些女性就开始自发筹创红十字会。1月21日，有“女界义侠”之称的郑素伊在上海成立对俄同志女会，并捐银三千元作为会费。该会以创设中国赤十字会为主要活动，称“中国一旦有事，愿赴战地”，进行救护。

1906年，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邱彬忻女士（人称“廖太夫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妇人会，“隐寓红十字会之意”。该会成立后，即发动女界救助美国旧金山地震中的华侨、赈济1907年江北水灾，并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合作开展战争救助。为拓展业务，中国妇人会还在上海、天津及日本分设南洋、北洋和东瀛分会。该会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廖太夫人因创会之功被誉为“发达中国女权”的“革命先锋”。

“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宁容袖手观。”辛亥革命催生了女界的国民责任意识。各地涌现出一批由女性发起成立的具有红十字性质的组织。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成立中国赤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宗旨，亲赴战地救护伤兵，共计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申报》赞此举为“我国破天荒之文明举动”，张竹君也被誉为“南丁格耳（尔）之再见”。上海的张善甫夫人创立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女子协助会，竭力补助赤十字会第二团。上海的唐群英、张汉英等女士发起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济队，“以医救受伤民军为宗旨”。江西九江的蔡蕙、张俊、石美玉等组织九江红十字会，“往武汉实地救护，以与上海红十字会联成一体”。广东的宋铭黄、徐慕兰创建了北伐随营救伤队，决议“随第二次北伐军出发”。留日女学界由吴桂娥牵头组织赤十字社，“前赴交战地带救伤”。这些救伤瘗亡的慈救组织相互协作，共同奏响了一曲高亢激扬的人道主义赞歌。对此，孙中山高度评价，称赞女界“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彰彰在人耳目”，并强调“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

民国成立后，女性红十字组织层见叠出。1912年，天津妇女基于“战祸日深，摧残备至”的现状以及“女同胞亦国家一分子”的责任感，发起成立天津妇女红十字协济会，“以筹备红十字会所需各品以协济各会为宗旨”，获各界女同胞解囊资助。1914年，北京女界红十字会成立，开展了一系列救济妇孺、战地救护、社会服务等赈灾救助活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时论称该会“成绩昭彰”，赞创始人朱其慧为“中国最杰出的女子”。1927年，山西女界红十字会成立。同年晋奉大战，该会组织义勇救护队，担任后防医院救护事宜，救治伤兵三四千人。

战地救护，疗伤瘗亡

战地救护是红十字会的天职，看护妇为“红十字会中第一紧要人物”，女子从军救护之举“于忠爱之外，又为莫大之慈善事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前往救护，韦增瑛、范孟园、傅光宇诸女士“皆以名门闺秀，而躬任看护”，于枪林弹雨之中，调羹作药，昼夜无间，为红十字会历史增添了新的荣光。

1923年江浙战争爆发后，无锡女界社会服务团主动致函红十字会“颇愿追随”，从事看护工作，以尽天职。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北伐军组织了一支战地救护队，由高恬波任队长，随军救护伤病员。在叶挺领导的北伐军第四军攻打汀泗桥的激烈战斗中，高恬波不惧个人生死，带领队员冒死冲上火线抢救伤员，不幸左腿中弹，倒在地上。她被官兵尊称为救护队的“女将军”。

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后，北京女界红十字会立即组建战区救护队4队，每队60人，奔赴战地救护前方伤兵难民，兵民得其救护全活者约千余人。亲赴战地救护之余，该会还主动承担了殓葬抗日伤亡将士的任务，先后殓葬各军伤亡将士共115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爱国主义精神迅速高涨。在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女界积极响应中国红十字会号召，投入抗日救国救死扶伤的战斗行列中。“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苏州振华女校的5名师生沈延平、曹美琳、谢满珍、沈治琳、张珊华主动请缨，随苏州红十字会赴前线担任救护工作。沈延平的耳朵在一次轰炸中被震伤，落下了耳聋的毛病，但她并未后悔，“因为自己总算也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出力了”。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护理组主任周美玉回忆：红十字救护总队每次征召队员前往某战区服务时，“自告奋勇的人之中，女孩子特别多”。事实确也如此。谭宗英在上海娜菲德路医院读书时，遇到红十字救护队在上海招生，于是“不顾父母兄长反对，报名参加，随同从上海招收的一百多名青年学生到长沙丝毛冲进行抢救保护伤员的业务学习”。张荪芬在北京学医时，听说有红十字会医疗队随军服务，于是在拿到毕业文凭的第三天，就独自离开家乡追随红十字会，后辗转来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与国际援华医疗队一起，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为抗战贡献力量。英国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在抗战时期的亲历亲闻也展现了战时红十字女性的别样风采。她发现在南昌这座城市，一群妇女干着最出色的工作：救护空袭受害者，照料难民，在农民中帮助军队，在难民中发起新的生产活动。

抗战时期，大批女性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系于一体，献身保全人力的红十字伤兵救护工作，中国大地“南丁格尔”辈出。陈骊珠助人、爱人、扶人、救人，被称为“华西坝的南丁格尔”。周伯禄于战时活跃于宜昌前线，尽心竭力，救护伤患，无微不至，被誉为忠实的“伤兵之友”和“东方的南丁格尔”。林美玉受南丁格尔精神感召参加红十字事业，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第403分队，从事伤兵救护工作。蒋鉴创办民众诊所，并进入第五陆军医院做义务护士，赤诚服务于战地伤病兵护理工作，后积劳成疾不幸逝世，被誉为“伤兵之母”和“中国的南丁格尔”。

济弱扶危，慷慨解囊

除了战场上的伤病兵亟需救护外，受战祸波及的妇孺更是亟待人道救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受害妇孺不计其数。北京女界红十字会当即在京津地区设立妇孺救济会及收容所5处，以资救济，共收容避难妇孺930人，救出被难妇孺28人。1926年，受东北战事波及，不少民众纷纷逃难至北京。该会在景山雁翅楼设立收容所，“为收容被难老弱妇孺之用”，共救济老少难民683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会与香山慈幼院合作设立东北受难妇孺收容所，陆续收容东三省各校女生98名、平民妇女17名，免费供给食宿并提供御寒衣物。

“经费为事业之母”，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并不固定，主要依靠社会各界捐赠。在近代红十字事业的捐助史上，女界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女学生、女艺术家、女医士、女佣等都留下了活跃的身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女界掀起自发捐助红十字会的热潮。静海县某女士典卖首饰得款五十元，捐助红会，“以为女界同胞倡”。戏界女性翁梅倩不忍坐视伤兵惨状，邀集艺员协力演剧，所得收入悉数捐助红十字会。同庆部名伶杨金子、赵湘云与同庆茶圃掌柜商定“定期约集名花演艺资助”，将所得茶资悉数捐助天津红十字会。更可贵者，杨金子、赵湘云还分往各会馆竭力劝捐。在二人的劝募下，“有捐三十元者，有捐十元五元者，有捐一元二元者，颇为踊跃”。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会巾帼不让须眉，慨助赈款，于1938年捐助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国币2892元及港币1897元4角5分，协助难民赈济工作。1939年，香港中国妇女会捐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车一辆。除女性团体外，一些普通女性也向红会伸出了援手。上海市爱文义路蒋公馆的高姓、曾姓两女佣，因在广播中听闻各医院伤兵惨状，于是将当月所领薪金5元捐助红十字会，作为救护伤兵医药之资，拳拳爱国之心和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往往突出表现在妇女的社会地位上。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受救亡图存时代呼声的感召，女性群体踊跃投身红十字事业，救伤济弱，捐助款物，谱写了一曲闪光的人道赞歌，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女子之功亦为甚伟”。女性的红十字实践彰显了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和建树，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形象，强化了性别平等和社会责任意识，推进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解放。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丰盈了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历程，红十字运动也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一个广袤的舞台。和平年代，红十字事业更充分“看见”和尊重女性的价值和力量，发挥其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巨大潜能，进而促进社会文明和现代化程度得到新提高。 

作者：郭进萍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