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上海堪称“地标”，其地位与影响非同一般，其中多个方面格外引人瞩目。

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地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诞生源于一场战争——索尔弗利诺战役；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源自一场战争——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军突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为援救遭受战争劫难的东北同胞，在上海绅商沈敦和、施则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奔走联络下，在“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的鼎力支持下，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爱心人士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3月17日，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诞生。上海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发祥地、诞生地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红十字本土化的试验场

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对外开放，产生巨大吸附力，吸引八方来客尤其江南绅商的集聚，使上海充满活力。他们以上海为依托，引进西方红十字理念并付诸“试验”。

早在1899年春，汪炳等人创设“中国施医局”，“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事，无事施于贫民。”换句话说，“中国施医局”其实就是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新型慈善组织。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为救助北方落难同胞，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依照“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该会超越了传统善会善堂的局限，救护对象也不仅仅是本国伤兵难民，而是“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更重要的是，救护行动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和行为规范，不分敌我，以体现红十字的“中立性”，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日俄战争爆发后，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决议效仿中国救济善会的做法救济东北难民。虽然“红十字”三字赫然在目，但“善会”二字使其蒙上传统善会善堂的浓重色彩，不是真正意义的红十字会，无法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一周后，沈敦和等不得不另起炉灶，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经过多年发展，红十字会在上海瓜熟蒂落。而红十字会成立后，体制机制以及各种创新举措，如医院学堂创设、会员征集、战事救护、灾难救助、社会救济、国际救援、疫病防治、宣传阵地建设等，无不以上海为中心。上海已然成为红十字运动本土化的试验场。

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基地

1843年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后，得益于“江海要津”的区位优势而迅速崛起，一跃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都会。作为19世纪人类文明结晶的红十字运动，登陆中国，首先在上海找到生长点。

1863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在欧洲兴起，短短11年后，亦即1874年，红十字理念即传入上海，这是红十字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当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中日两国发生冲突。上海的《字林西报》《申报》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对红十字“中立性”原则推崇备至，盛赞红十字会的博爱善举，希望中国能够效仿。甲午战争后，上海各大报刊如《申报》《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时务报》等，广泛传播红十字文化，掀起了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的高潮，《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红十字会条约》《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之类的文章连篇累牍，振聋发聩，启人心智。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后，上海更是成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基地，无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上海都是引领者。透过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中国红十字会护士学校、《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等载体和平台，红十字文化得以向全国扩散。

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

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物质保障。明清时期，江南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慈善事业也最兴旺，由此形成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在江南地区承传、弘扬，营造出良好的公益慈善氛围，对红十字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温床。时论曰：“沪上交通之地，耳目易周，苟办理之得法，即足以模范全国，办理而稍有成效，即可以推广内地，故不办红十字会则已，苟欲办之，必自上海始。”

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的诞生，得益于浓厚慈善文化传统和雄厚经济实力的“双轮驱动”。虽然民国时期，总会移设北京，但其更具象征意义，具体工作均由上海总办事处主导，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首届会员大会、第二届第三届会员大会均在上海召开，各项会务业务也都从上海推展，直到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上海都是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舞台，无可替代。

以上四个方面的“合力”，使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独领风骚，成为全国红十字运动的枢纽，引领、示范、推动红十字事业发展。1924至1925年，两次江浙战争期间，在总会、总办事处的扶持之下，上海地区除原有的沪城分会、吴淞分会外，嘉定、青浦、宝山、闽行、南汇、金山等县级分会和黄渡、娄塘、南翔、大场、泗泾、鲁家汇镇、莘庄、胡家桥、三林塘等乡镇级分会“遍地开花”，纷纷涌现。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为上海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全国枢纽和上海地区红十字运动相互激荡，相互促进，为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地位的确立臂助良多，功不可没。

作者：池子华  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