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放手”　只为“重生”

张庆辉每天的活动范围很小，从卧室到客厅，几步路的距离。但自幼年确诊为智力障碍后，这个智商被“大打折扣”的“脑瘫小孩”，也成为了57岁的张万幸与妻子刘传梅围着转的“生活圆心”。然而在医院被确认脑死亡后，他们决定“放手”，“把器官和遗体捐了吧，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

意外突发，被“按停”的人生

时间拨回到7月5日的傍晚。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夏日。日光穿过阳台照进房子里，张万幸家中杂乱的客厅被照得亮堂了不少。

“爸爸⋯⋯我⋯⋯睡觉，”饭桌上，张庆辉将没有吃完的饭碗撂下，含糊地“蹦”出几个字后，便缓缓走进了卧室。

或许是体重的原因，近200斤的张庆辉无法保持常人的睡姿，他常常会“跪”在床上，然后一头扎进枕头里，身体形成弯曲的桥状，然后任凭困意来袭。饭后，张万幸的小儿子也进入了房间，打算陪着张庆辉休息。

然而，一声沉闷的“轰”声后，小儿子发现，潺潺鲜血从张庆辉鼻中涌出，红色很快浸染了整张床单。任凭张万幸如何喊叫，张庆辉都没有睁眼苏醒的反应。

情急之下，他连忙拨通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来得很快，没过多久，包括张万幸在内的4人合力将张庆辉从6楼往下背。

“小孩‘走’掉了，”下到三楼时，陪同的医生发现张庆辉脸色煞白，说出了这句话。但张万幸没听，他愣是加快脚步，将儿子背到了一楼。

“真‘走’掉了，”医生又重复了这句话。张万幸执意抓住最后的希望，“不管怎么样，都要再试试。”张庆辉被抬上了救护车，在心肺按压和输入氧气的协同下，一丝呼吸被激起。随后，张庆辉被送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行抢救。

但张万幸只等来了一则通知：脑干出血，10毫升以上。张万幸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脑干出血超过7毫升，基本上就没办法治了，治好了也是植物人。”那天，他和妻子的脸色暗淡了许多。

张万幸对张庆辉的离世早有预感，但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张庆辉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刘传梅都不愿接受张万幸提出的遗体捐献这个请求，“我想让他完完整整地离开。”但经过两天的商议后，刘传梅还是决定“放手”，“也算是回报社会吧。”

“失重”20年，困难中的一丝温暖

1999年，张庆辉在医院里呱呱坠地，张万幸与刘传梅摸手指、抚脸庞，被怀中的可爱小孩感染得合不拢嘴。但很快，张万幸就发现了不对劲，小孩发黑的掌心与脚心，暗示着张庆辉“大脑缺氧”造成的问题。

张万幸不愿放弃。在往后的5年时间里，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医问诊，最终只在张庆辉5岁时，等到了一张“智力二级残疾”的鉴定单。

生活的变化让家里显得“杂乱和破碎”，陈旧的木质沙发上尽是散乱的衣服和纸袋；背后褪色的墙壁上刻有几道划痕；而被岁月染得发黄的衣橱上挤满了各种盒子，在边缘摇摇欲坠，像是即将倒塌的“失重大楼”。

刘传梅已经疲于收拾，因为她明白，也许还没等到第二天，家中又会“再次凌乱”。“他会很暴躁，动不动就要摔东西，砸东西，”刘传梅印象里，张庆辉总会突然“失控”，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他，总在用这种方式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张万幸在铁路系统工作，有时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为了照顾张庆辉，在他确诊为智力障碍时，刘传梅就成了全职家庭主妇。一口一口喂食、安抚情绪、收拾破坏后的家具，都成了刘传梅日复一日的工作。

压力在张庆辉十二岁时骤然变大。当时，张庆辉的弟弟刚满三岁，正需要悉心照顾；而体重已经近200斤的张庆辉又难以自理。

刘传梅自觉难顾两头，“大儿子没办法帮忙照顾小儿子，小儿子没办法帮忙照顾大儿子，”她成了扁担上最重的中心。

有些时候，崩溃的刘传梅会将小儿子“放进”洗衣机中，等到独自处理完张庆辉的生活事务后，她再从洗衣机中抱起小儿子，照顾起来。

幸运的是，张万幸家所在的街道社区一直在积极给予帮助。逢年过节时，社区的工作人员会上门进行慰问，为刘传梅敲开一扇“喘息的大门”；张庆辉身材异于常人，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2015年，《江淮晨报》就曾帮忙“发文寻衣”，为张庆辉挡住冬天的严寒；在张庆辉18岁时，社区人员也为他办上了低保。

有时刘传梅外出办事，街道工作人员会上门给张庆辉送餐，也让刘传梅自觉不那么势单力薄，“很感谢。”但她偶尔也会在推开家门那一刻失神：沉默的张庆辉坐在床边看着动画片，地上是散乱的一切。

“矛盾”的告别，生命的延续

张万幸与张庆辉有着“天然般的默契”。对声音敏感的张庆辉，常常会在雷声、雨声来临时变得急躁不安，甚至连“嗡嗡”的风扇声，都能“拨动”他敏感的神经。但他常常会在听到火车轰鸣时安静下来。

有时候，张万幸从单位下班回家，分享火车行进视频给张庆辉看时，张庆辉会变得异常激动。“买，买火车。”这种表现刘传梅也看在眼里。有一次，张庆辉正坐在地板上，将一份白纸撕成一张张纸条，刘传梅忍不住询问，“这是什么呀？”“这是火车，一节一节的。”

张万幸家不远处的围墙外，就能看到火车。因此，在张庆辉体重还没有超标的时候，张万幸常常会带着他靠近围墙，然后静静凝望，看火车呼啸而过。张万幸说，那是张庆辉最安静的时候。之后，只要有机会，张万幸就会带着张庆辉坐火车出门。

“我很爱他，”在张万幸眼里，张庆辉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抱一抱，就好了”。有时候，张万幸从外面回来，张庆辉会主动贴向他，然后父子俩就会头靠在一起，聊一聊“买火车的愿望”。

按照刘传梅的描述，张庆辉在她眼里并不“异常”。“只要身体机能正常，我就会给他吃；只要能活，我就会养他，”她觉得自己没有亏待张庆辉。

在商量器官以及遗体捐献的两天时间里，张万幸与刘传梅沉默了许久，也难过了许久。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至少孩子还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张庆辉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一个肝脏与一对肾脏，让3名重症患者重获新生。

整理张庆辉的遗物那天，刘传梅在户外烧毁了曾陪伴张庆辉的所有玩具。火堆里，还有一辆纸做的火车，张万幸说这是他的遗憾，“没能给他买到真正的火车。”

刘传梅没有勇气说出真正的告别，她深呼吸了一口气，“解脱了，也‘重生’了。”

王书浒